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这是韩愈《师说》开宗明义的讲解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进而把师分为“可易”和“不可易”两种：仅止于知识的传授而“不究于道”“从甲不终，不妨去而就乙”“甲不我告，乙亦可询”——“即可易之师也”；“至道所寓，必从其人而后受，不从其人”或“苟非其人，即己无所受也”——“是不可易之师也”。
弹指一挥几十年，我的老师可谓多矣！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任课老师，到社会上的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，尤其是当代学界的许多名家大师，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循循善诱的心力啊！我所拜谒过的前辈名家，至今印象深刻的达数十上百人；而论“不易之师”“如七十子之于孔子”的，便是王伯敏、王朝闻、谢稚柳、陈佩秋四位。
浙江美院（今中国美院）的王伯敏先生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命运的恩师。1981年秋，王老师招收第一批中国画学的硕士研究生。当时的我正在农村一所中学里任物理老师，得知这个消息后虽然很高兴，但又担心考不上被人嘲笑。于是便耍了一个小小的狡狯，报名截止期的次日才寄出申报材料。不久便收到了准考证。赴杭考试结束后，与其他几位考生作了交流，得知他们都与王老师保持着长期的联系，有几位杭州的考生还是王老师家里的常客，一个个都信心满满，我不由怅然若失。不料，一星期后王老师竟给我来信，说某日要来上海看我，我一时喜出望外，知道这是专门来深入考查我了！
几天后，王老师和李嵩教务长乘公交来到我任教的中学，在物理实验室中看到我还没落款的画作，抽出一幅要我当场在上面题跋。我不假思索地提笔蘸墨，在适当的位置题写了一段文言诗文生发画意。王老师不露声色，但我感觉他是满意的。这时已是下午2点过了，王老师竟提出要到我家中看看。我一愣，家在乡下，公交30分钟到高桥镇后还要步行40分钟才到，不太方便吧？但王老师表示还是要去的。他到家后进入我的卧室，见我的床头桌上除了图书笔砚，还有一个手提音响。王老师问我这个音响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是学外语的。按下按钮，果然是外语教学磁带的内容。这时已过了下午4点，冬季天黑得早，母亲也干完农活回家了，赶快准备晚饭。王老师说什么也不肯留下，我只能在夜幕初降中送他们到镇上的公交车站。半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1982年的春节，我过得特别愉快。元宵节后，我便在大雪纷飞中去浙美报到，从此我正式成为王老师的学生。
从浙美毕业后不久，1986年，由王朝闻先生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《中国美术史》十二卷本的编撰工作启动，国内近百位老中青美术史专家和少数学子参与，初出茅庐的我也忝列其间。由于每位专家都挑自己熟悉的内容研究撰稿，剩下那些冷僻的门类如清代的建筑、雕塑等，便落到了年轻的我的肩上。对这些门类，我近乎一无所知，对自己能否胜任也实在没有信心。王老鼓励我：“编撰《中国美术史》的目的，不只是为了出著述的成果，更是为了出人才的成果；所以，编撰的过程作为研究的过程，不只是写作的过程，更是学习的过程。”在王老的鼓励下，我大胆地承担起任务，每年暑假，到全国各地考察热门的、冷门的文物遗迹，不仅率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还充当“救火员”帮助完善其他部分的内容。
此外，我还提出了中国美术史不应该只写美术的“创作”，还应该写美术的“鉴赏、收藏和研究、著述”，不应该只写汉族的美术，还应该写藏族等兄弟民族的美术等建议，这些观点均得到王老的认同。全书的编撰和各分卷的主编，原来都由北京的名家承担，因为我的好学肯干，王老特批我为唯一一名京外且年轻的编委和分卷主编，使我“一举成名”！
谢稚柳、陈佩秋先生则是对我一生的艺术观、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两位。谢老的《水墨画》一书，我早在中学时便已熟读，印象深刻到终生难忘。但认识谢老是在认识陈老师之后。1973年前后，我常去汾阳路上海中国画院向前辈请谒，因此认识了陈老师，然后便到她乌鲁木齐路的家中求教，并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谢老。
论艺术观的认识，以唐宋传统为中国画的先进文化方向，在当时唯写意画和“笔墨加素描”为尚的画坛，两人对我的讲解是同等的振聋发聩。而以“大儒”为人生的目标而文艺止为“余事”，则是谢老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认可我“孺子可教”的。
正是在谢老的言传身教下，与绝大多数的文艺青年不同，我不仅学习书画、诗文，更用功于四书五经、二十四史。又与几乎所有的经史学家不同，经史之于我，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，更是“学以致用”的器识涵养。同样是“学以致用”，浙东学派是以“心学”为出发点的“民学”，谢老所传授给我的常州学派则是以“春秋学”为归心点的“君学”——“大一统，尊王室”，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器识先于文艺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。
我的一生，曾处于被“欺侮”的状态，但我没有怨天尤人、愤世嫉俗地自暴自弃，正是得益于谢老对我“何为真儒者”的谆谆教诲。他说，一个人的穷达存乎天、毁誉存乎人、贤不肖存乎己；所以，于存乎天与人者当不用吾力，吾之力应用于存乎己者。后来我读《韩昌黎集》，才知道原来这句话是韩愈说的；当然，孔子、孟子、欧阳修等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。
我既以谢老所教者自律，同时也努力把这一思想传授给我的学生们。印象深刻的还有，谢老多次对我讲过，欧阳修推崇颜真卿为“真儒者，大抵似武人也”，又推崇韩愈为“秦汉间一豪侠也”。谢老和陈老师都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正可以窥见其忠义的“先器识，后文艺”，而绝不是“以文自名”地“止为文章”。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谢老的子女大多出国了，我更得两位老师的青眼，几乎每星期都要上门请谒，每年春节前，更邀我一家三口聚餐年夜饭！这期间的受益，是任何学校里、任何课堂上的教学所不可比拟的。
“凡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”回想我的老师们，每一个都是“学堪为人师，行堪为世范”的社会精英乃至文化昆仑，他们的德艺双馨，永远是我“学到老，学不了”的文化自信。虽然，我也曾经是一名教师168股票配资，但“观于沧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”，对比我的老师们的道德文章，我实在愧为人师。因此，我总是对自己的学生说：“我们的关系与其说是‘师生’不如说是‘同学’。‘教学相长’是《礼记》中所说的；‘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’是韩愈《师说》中所说的。所以，你们向我问学，其实我也在向你们学习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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